全网首揭：钢结构设计工程师李瑞骅回忆，空中是如何“接烧红铆钉”的传奇故事

  全网首揭：建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，周恩来总理讲述了怎样一个发生在延安的真实故事

  全网首揭：48米，重148吨，用于宴会厅的巨大钢梁，是用什么招数运上大会堂二层的

  全网首揭：庆功会上是哪三人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祝酒？周总理对大会堂建设有怎样的评价

  1958年，中央，决定在首都北京建设“十大建筑”，以展现新中国的辉煌成就。其中建造人民大会堂，是“十大建设”之首，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抓。

  人民大会堂的整个工程设计，是由北京市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担，张镈任总建筑师和朱兆雪任总工程师。

  张镈，是名门之后，他父亲是赫赫有名的两广总督张鸣歧。1911年他生于广州。19岁时，考取由我国第一代建筑师梁思成教授任教的东北大学。1934年大学毕业后，经考试进入当时全国最著名且最大的建筑设计单位——基泰建筑事务所的天津事务所，与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学家杨廷宝在同一工作室。在杨廷宝的指导帮助下，张镈成长为基泰的技术骨干，成为主力，出色完成了北京先农坛体育场、香港荃湾电影院等100余项大中型设计任务。

  1951年3月26日，张镈辞去基泰香港总公司的高薪要职，来到北京，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。1953年，被任命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，担当首都建设的重任，完成了天桥剧场、新侨饭店、友谊宾馆等众多建筑的设计任务。

  1958年9月5日，在经过层层筛选后，确定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承担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任务，并决定由张镈担任大会堂的总建筑师。

  朱兆雪，1899年生于张家港市乘航乡。20岁时赴法国留学。后又留学比利时，攻读土木工程专业。1927年2月回国，先后任北平大学建筑系教授、中法大学理学院教授、北平大学土木建筑系教授、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、北洋大学北平部建筑学院主任、北平大学工学院建筑系主任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后，朱兆雪先后任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、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主任、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、北京建筑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、北京建筑设计院及北京市规划局主任总工程师、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和教授等职。

  朱兆雪虽早年留学法国，是建筑界资深专家。但因所学专业不同，他对建筑钢结构设计不是很熟悉，所以他就把大会堂钢结构的设计重任，交给了李瑞骅。让李瑞骅来全面承担人民大会堂钢结构部分的设计、制造和安装，包括60米跨度万人大礼堂屋盖、出挑16.5米悬臂看台、48米跨度148吨重的宴会厅钢结构桁架等的设计。

  李瑞骅，1924年生于上海，194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。1948年赴加拿大桥梁公司工作。1952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。他是应中央政务院邀请，在朝鲜战争期间，绕道欧亚十多个国家，行程数千里回到祖国的。回国后，先后担任上海华东设计院、建工部金属结构设计研究所的主任工程师、顾问总工程师。

  人民大会堂工程，在钢结构上，大的任务有三个：一是人民大会堂60米跨度的屋盖；二是二层宴会厅48米跨度的钢结构桁架；三是人民大会堂二楼出挑16.5米的悬臂看台。

  当时有明确指示，大会堂建设的所用钢材，必须全部国产。当时国产钢材质量不一，负责大会堂工程结构的总工程师朱兆雪，非常谨慎地对李瑞骅说：“我们两人的脑袋好比是挂在裤腰带上的。”

  朱兆雪的这句话，说得很严肃，说得很有份量、语气很重地说了好几遍。这句话里，更多地是一种责任和使命的担当。

  人民大会堂60米跨度的屋盖，包括钢屋架和大型屋面板，上面加五层油毡防水，还有保温层，找完平层后，在最上面还要铺一层小石子，这个做法，确实是保证了工程质量，但又与承重相矛盾。就是要超重。由于自重太大，安全系数就会降低，甚至降低到危险的程度。对这些，朱兆雪和李瑞骅是非常担心的。朱兆雪承受着巨大的心理上的压力，总是吃不好，睡不好。在经过反复研究，再三推演后，他们正式向有关部门，进行书面报告。最终上级有关部门同意朱兆雪和李瑞骅的意见：每平米加400公斤的活荷载。

  大会堂宴会厅的大梁长48米，重148吨。因为是在二层，难以把如此长的大梁运上去？

  为了便于施工，李瑞骅首先设计一个临时的400吨重的钢结构支架施工平台，用这样的平台来承托148吨的桁架。

  当时这种大型桁架只能采用铆钉结构，才可靠，才可能正真的保证实施工程质量。原计划用五天时间，经工人加班抢点，400吨重的钢材支架，仅三天时间就完成了。

  钢桁架施工时，是要把烧红的铆钉，抛到28米高空的平台上，然后用铆钉枪，在两面对打，直至铆钉冷却为止。

  在下面摔铆钉的和在高空接烧红铆钉，都是一个技术活，也是绝活。这不是一般工人能干的，是要有特技的，在一摔一抛中，绝不能失手。在没有高强螺栓前，都一定要采用铆钉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建造时，就是用铆钉铆的。

  李瑞骅说，加拿大桥梁公司，每年都有摔接铆钉的技术比赛。铆钉必须摔在离建筑物一定距离之外，所以接铆钉是很困难的。有时工人把两条腿钩在钢架上，身体则悬在半空中去接铆钉，虽有安全带，但也很危险。大会堂在施工时，就是采用这近似是最原始的办法。但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实施工程质量，也只能用这个办法。

  多年后，李瑞骅还念念不忘地说：“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这种身怀绝技的工人了？！”

  人民大会堂的第三项任务是出挑16.5米的悬臂看台，它也是很特殊的。李瑞骅回忆说，在建设过程中，周恩来总理在现场，讲了一个历史的真实：有一个姓李的将军，在延安唱京剧《武家坡》时，群众非常激动，跳跃叫好，造成剧场二楼的看台倒塌，我也赶去救人，结果脚跟踩上了一个钉子，所以对这件事，印象很深。你们在设计看台时，千万千万，要十分注意，不能给人有震动或不安全的感觉。

  周总理讲的这一个故事，就是再次提醒我们肯定要保证工程质量。李瑞骅说，的确从周总理讲的故事中，更加感到了责任，于是我们再次加大了挑梁的截面，使挠度从原来的1/400提高到1/800，还请建筑研究院专门来测试挠度。

  在结构完成挑台建成后，在工作要求上极为认真的周总理，还专门调来二个连队战士，坐满看台，并特别安排一些战士站着，由军官发出“起立，坐下”的命令。

  周总理还亲自坐在看台的最前面，亲身体验，经实测后，他说：“很好，没有感到震动。”他在大会堂里前后左右的位子都去坐了一下，说音响效果也很好，每个座位上都能听得清楚。在施工期间，周总理经常来到大会堂工地，中午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。实际是身体力行，检查施工工作和工程质量。一个大国总理真是特别细心呀！

  大会堂工程结束后，周总理在福建厅召开庆功大会，宴请参加国庆十大工程的主要负责人，我有幸被邀参加。我一进入大会堂的北门，就看见周总理已等候在客厅的门口，他强有力的握手，大幅度的摆动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  大会堂工程为十大工程之首，周总理请设计人大会堂的代表到他跟前接受他的祝贺，我被光荣地选上了。当时一共有三人被选上：北京市设计院的朱兆雪总工程师、铁道部的汪菊潜副部长和作为建工部代表的我。

  我们三人走到周总理面前，他说：“祝贺你们成功！”并和我们每个人一碰杯，一饮而尽。当时站在他旁边的彭真市长说：“总理满意不满意？”

  这五分，是满分，这是给所有为人民大会堂建设付出心血，做出贡献的人们的最高表扬！